名讼师犀利禀词挑战《大清律例》
(2021-11-25) 新闻来源:法治周末 
发刊日期:2021脛锚11脭脗25脠脮> > 总第126期 > 09 > 新闻内容

讼师

史话

古代中国的法律,更多体现的是权力主导的精神,而非权利义务平衡的理念,其结果往往造成弱者权利被忽视。然而翻遍《大明律》乃至《大清律例》,维护长者尊严与威权的条文随处可见,但关于保护“卑幼”,比如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法条,却是绝难觅见


夏芒

治政和理讼,本是旧时代官府的两项基本职司。而所谓“政平讼简”,则又被许多士大夫文官们视为毕生至高业绩。

比如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早年进士及第,一生数度从军戍边,直到“鬓毛斑”时才得以主政嘉州。但“初至犍为”没几日,这位“岑嘉州”便写下“草生公府静,花落讼庭闲”的名句,表示要在巴山蜀水间一洗征尘,做个清净的地方官了。

向往“政平讼简无事,社酒与诗坛”(宋代辛弃疾句),并非士大夫官员们不思进取,而恰恰体现了儒家对“无讼”与“琴治”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在法家激进主张经亡秦结局否定,儒家“礼乐治国”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哲学趋向融合,并实现了史上几度“太平盛世”之后,在主流执政理念中逐渐固化的一种价值标榜。

“政平讼简”的主要依托,便是“尚德”。到了明清时代,皇帝发布“谕民榜”诏告天下,通常都将“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方针,将“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当作劝谕子民“和乡党”“息争讼”的重要抓手。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在承天府发布《宣谕》,用大白话说得更明白:“各要为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扶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钦此。”

皇帝发榜“钦此”教民,自朝廷到州县的“大小臣工”们,更将清简政务、减轻讼累当成他们工作的努力方向。清康熙年间,先后于山东郯城、河北东光两县任“父母官”的黄六鸿,在其施政要录《福惠全书》中专章讨论“劝民息讼”之法,认为“地方官纵能听讼”“莫若劝民息讼”;而息讼的要诀,也是以“德风”对民间进行“良善感化”。

黄六鸿的所谓“息讼之要”,首先“贵在平情”,其次“在忍”。说来说去,无非劝老百姓不要“喜胜争强”,不要为“雀角之微”的小事兴讼,给官府添乱。同时对“讼师恶棍”要“严绝其窦”,尽力取缔,使他们“奸无所施”,以免因其挑唆而生各种“刁讼”。

在黄知县看来,似乎只要提倡忍让,不让讼师插手,民间就能一团和气,达到“弱肉之食不敢萌矣”的目标。但是,老百姓纵使“良善感化而兴仁”,纵使做到能“忍”,官府也应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不受威胁;民俗教化即便“德风所被”“比闾可封”,如果放任一些看似“雀角之微”的矛盾于不顾,也会积累成事关民生的社会问题。

这个时候,往往就要考验为社会设置底线的法制系统是否健全。

古代中国的法律,更多体现的是权力主导的精神,而非权利义务平衡的理念,其结果往往造成弱者权利被忽视。比如,就连嘉靖皇帝那段貌似很接地气的白话训示,在说到“幼的敬那长的”时,也要同时强调“长者扶那幼的”。然而翻遍《大明律》乃至《大清律例》,维护长者尊严与威权的条文随处可见,但关于保护“卑幼”,比如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法条,却是绝难觅见。

依照嘉靖皇帝的训谕,天下子民万姓都应做到幼尊老、老爱幼。那么,假如某个长辈尊亲恰恰为老不尊,没有按照皇帝陛下所说的那样“勤生理,做好人”,而是一味骄奢淫逸、挥霍祖产,导致家中“卑幼”生存境况受到威胁,乃至未来失去生活保障,类似黄知县这样的“父母官”们何从知晓,又将依照哪条律法来作出裁断呢?

《刀笔菁华》所辑清代讼师禀词中,名讼师金鹤年为少年乔某写的一篇词状,便直接击中了旧时法律的上述软肋。

该少年之父乔静夫系江苏如皋人,早年“倒插门”成为富豪陆氏“赘婿”,后因继承遗产而“家资颇钜”,却“日作狭邪游”,竟致“家遂中衰”。其子乔某年方十五六岁,整日“嬉不知愁”,对未来尚无忧虑。讼师金鹤年见此颇为不平,于是点破真相,并“为作一状”,让乔某“抱之上诉”。

词状一上来就写明案由“为荡产倾家殃及无辜,恳求究办事”,揭露乔静夫当年自贫家“赘入崇门”,实现“脱褴褛而被絺绣,却藜藿而啖珍馐”的生活跨越,拥有了“苍璧黄琮,奇珍罗列;雕墙峻宇,居处辉煌”的家产。

本应管理好这份财产家业,并让它惠及子嗣后代。但乔却为父不慈,为长不尊,竟然好色狎游,过起了“青楼梦里,旦旦温柔;红粉队中,时时落魄”的荒唐日子。

由于他一掷千金,“岁耗钜万”,一开始因“质物典皿”,卖光器物而“家徒四壁”。后来,发展到“鬻田市宅”,家人失去房屋土地而“贫无立锥”。

词状强调“祖宗产业,子孙有应享之权”,乔静夫“以累万家私,徒供一己之挥霍,而绝不为子孙稍留余地”,其行令人“殊堪发指”。为此向官府“语叙情由,缮呈察核”,希望官府“饬提不父乔静夫到案”,对他“治以败家之罪”,同时起到对社会“警奢淫而杜效尤”的作用。

按照中国历代法律通常规则,在罪错举告问题上,家族成员之间应互为“容隐”,卑幼对尊长尤甚;反之,则为罪。

比如,《秦律》即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

《大元通制》规定:“诸子证其父,奴评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站者,并禁止之。”

《大清律例》规定:“子告父……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大清律例》甚至将“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列为“十恶”第七条“不孝”之罪的首要表现。

讼师金鹤年这篇禀词既违逆官府“息讼”的倡导,又打破了为尊者讳、为长者隐的规则,更是对传统法律人权不平等价值观的尖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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