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与其占韩国男性1%的会员
(2020-03-26) 新闻来源:法治周末 
发刊日期:2020脛锚03脭脗26脠脮> > 总第43期 > 16 > 新闻内容

  除了根深蒂固的父系社会观念外,韩国法律对于性犯罪的量刑过轻,也是导致韩国性犯罪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韩国媒体公布的主犯“博士”照片。

  刘蕊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韩国,这两天被一起恶性集体性犯罪事件刷了屏,韩国媒体称之为“N号房”事件。

  所谓“N号房事件”,是指2018年11月至2020年3月,在聊天APP Telegram上发生的网络性犯罪与性剥削事件。嫌犯“博士”利用通讯软件诈骗年轻女性非法取得个人资料后,再威胁对方成为“性奴”,拍摄性虐待等影片。

  目前,已知受害者有74人,其中16人为儿童,年纪最小的才11岁。而即便收费,“N号房”的加入会员多达26万人。

  这起恶性犯罪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旋即引发世界关注。在中国舆论场上,该事件一度在微博上占据热搜第一的位置。

  3月17日,韩国警方逮捕主要嫌疑人“博士”等14人,3月20日,警方共抓获嫌疑人124人,其中18人拘留。

  韩国众多艺人纷纷发声,要求公开涉案人员真实身份,相关的多项国民请愿人数均已超过100万人。

  3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所有会员,查清是否有公职人员入会。

  恶魔“博士”

  2019年2月,韩国网站DC INSIDE和IL BE(韩国极右派网站)上出现了“有一种APP叫Telegram,在那里男人叫女人奴隶,还能分享性虐照片和具体个人信息”的内容,Telegram的存在慢慢浮出了水面。

  每一个聊天群组就是一个“房”,“N号房”,顾名思义就是不止一个聊天群。

  “N号房”于2018年就开始了,一个名叫“godgod”的人创建了1至8号房,由其作为房主,分享熟人女性偷拍等色情照片。2019年2月,“godgod”将“N号房”交给“watch man”之后就再无消息。

  “watch man”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高墙房”,这是迈入“N号房”之前的第一个关卡。要想进入“N号房”,就要先在“高墙房”下的“分支房”里通过认证才能得到真正的“链接”。

  “分支房”共有4个,会员有7000人,因人数众多“watch man”又招募了“经纪人”替他管理各“房”,他们被称为“房主”。每个分支房里的淫秽物都超过3000个,既有商业性质的黄片,但更多的是儿童强奸类视频。

  当会员不在“房”里上传自己持有的色情内容或者不参与任何性话题讨论的话,就会被踢出群组。若会员能够分享自己偷拍的视频或照片,就能够顺利升入“N号房”,如同快速通行证一般。

  这肮脏的一切在2019年9月停止。后期根据韩媒报道,“watch man”已于去年9月被抓,舆论推测这也是“N号房”消失的原因。

  “N号房”虽然没了,但并不代表Telegram里的“分享平台”也消失了。2019年9月之后,涌现了各种“房”,其中性质最恶劣的群组就是一个名为“博士”的人建立的“博士房”,这便是“N号房”的衍生物。

  “博士”不仅升级了色情内容,还要求进群人只许用比特币之类的虚拟货币交易,“入场费”从20万韩币(约人民币1130元)到150万韩币(约人民币8473元)不等。

  为何有人愿意付这么多钱进场呢?

  因为“博士”对待受害女性的手法残忍升级,观感更刺激。受害人们一丝不挂的身上被刀刻上“奴隶”、下体被塞入活虫子等,“博士”再通过直播或照片、小视频的方式向会员们展示女生们痛不欲生的被虐的过程。

  做尽伤天害理之事的“博士”丝毫不担心被举报,因为会员从入场开始就已经跌入了他的陷阱中。从一开始不需要任何个人信息,到想要看更刺激的就得先认证本人身份证,会员被要求拍摄把小指放在脸上的“大头照”,万一“博士房”信息被泄露,他就可以用此来要挟会员们。

  “博士”到底是何许人也?在数百万人的请愿下,“博士”的真容和身份信息被全部公开。“博士”真名叫赵主彬(音译),2018年毕业于韩国仁荷工业专门大学信息通讯专业。大学时期喜欢写文章,曾在校内的读后感大会中获得一等奖,并在学校报社活动,一度担任总编辑,还在校报上开设署名专栏,纪录校园生活。最讽刺的是,他曾写过关于预防校园暴力的文章,一度受到好评。

  “博士”毕业后就成了无业游民,直到被抓时都未曾工作过。但谁也没想过,晚上虐待女性的他,白天却换了一副面孔,定期前往保育院和残障人士中心当志愿者。

  “N号房事件”曝光后,保育院也担心院里的儿童也是隐藏的受害者,第一时间就报了警。无业的“博士”通过拍摄、传播淫秽物大肆敛财,被捕时,警方一并没收了他1.3亿韩币的钱财。

  受害女性如何沦为性奴

  韩国警方透露,目前调查出的受害者有74人,全部都是女性,其中有16人是未成年人,年纪最小的仅11岁,而隐藏的受害者可能更多。

  她们缘何成为了“奴隶”,又为何从不反抗?

  简单来说,案犯们先利用互联网寻找猎物,然后再利用女生们的胆小无知威逼利诱。

  他们先在推特上搜寻公开过自己大尺度照片的未成年少女,然后联络对方,谎称自己是警察,接到报案称其非法传播淫秽物,要求女生们通过自己传送的链接填写身份信息等待警方调查,否则,就通知学校和家长。

  女孩们开始输入个人信息的那一瞬间,就跌进了地狱。从“要确认身份,传一张正脸的照片过来”,到后来的“全身照”“露胸照”“上半身裸照”等,一旦女孩拒绝,案犯恐吓称将一切告知女孩们的同学、老师、家长,受惊的女孩们就这样一步步沦为了性奴。

  除了冒充警察之外,案犯们最常用的手法还有“利诱”。案犯们会挑选家庭条件一般的女生下手,以“援交打工”有高额兼职费引诱她们,又通过汇钱买礼物等方式骗取女生的个人信息,之后开始要求拍照,照片尺度越来越大,被拒时又开始以公开裸照、视频来威胁,女生们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越陷越深。

  注册会员26万个

  “入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杀人犯”,这是“重罚N号房性剥削”示威群体的口号。警方透露,“N号房”的注册会员有26万人,占韩国男性人口的1%。

  “N号房”里,女性被称为“××狗”,意指“流月经的动物”,这不仅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更是将她们看作发泄性欲的工具。

  韩国建国大学尹金智英(音译)教授就说:“越是在男性群体中处于弱势的男性越容易剥削女性。现实生活中越得不到重视的男性越希望通过网络来确认自己的雄性魅力,生理上处于弱势的女性就成为了他们征服的对象。网络是这些人的隐身之地,因为他们只会逃避现实。”

  他们为什么执著于让女性成为奴隶?创始人“godgod”于去年2月退出了Telegram,在和接手人“watch man”的交谈中,他自称是为了缓解压力,才建了“N号房”。

  韩媒爆料称,“godgod”今年将满20岁,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他运营“N号房”时,才是个高三的学生。

  也就是说,高考前的某个男生为了舒缓压力,引发了后续一系列残忍的反人类的恶劣行径。入会的26万人,不仅是目睹犯罪事实却不报案的旁观者,更是助纣为虐的共犯。

  前所未有的500万人请愿,成功地让案犯“博士”的身份信息得以全面公开,也得到了政府的正面回应。文在寅总统更是亲自指示成立特别搜查部,全面调查26万会员。

  韩国法律对性犯罪量刑过轻

  民众们在期待事情尽早查清的同时,也在担心该事件是否又像之前的性犯罪案那样,过不了多久就会被遗忘,转而又在不经意间突然暴发。

  近些年,韩国性犯罪似乎尤为严重,从2018年开始的韩国娱乐圈的“me too”运动,到2019年爆出的艺人郑俊英、崔钟范偷拍、性侵事件;再往前推,更有2004年震惊全韩的的密阳高中集体强奸案(3名女生被41人轮奸,事后又遭受长达一年的性虐待)。

  这其实与韩国男权至上、女性被过度物化的社会风气有着一定联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因主流价值观与审美观都由男性掌控,这种环境下的女性只会被视为服务男性的“物件”,是用作满足男性“欲望”消费对象而已,没有主宰自我身躯的权力。

  这种思想是韩国社会内固有的观念,想要彻底改变不容易。每当有韩国女性勇敢站出来痛诉这一不正常现象,追求女性平等社会地位和身份时,就会被大批韩国男性冠上“女权”的帽子——这不是女权,这是人权。

  除了根深蒂固的父系社会观念外,韩国法律对于性犯罪的量刑过轻也是导致性犯罪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韩国“me too”运动暴发时,数名一线男演员被曝光,最后民众看到的也只是他们的口头反省和暂退娱乐圈,几年一过,又悄悄复出。

  郑俊英和崔钟范因涉嫌偷拍和参与集体性侵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密阳集体强奸案案犯仅被简单处罚罚金、口头警诫或校内劳动服务。

  在我们看来,每一件都该重判的恶性案件,从韩国性暴力法律来看,似乎都不是“大事”。也正是因为犯错后付出的代价太小,才使得罪犯存在侥幸心理。

  不知此次“N号房事件”,能否敲响韩国相关法律改进的警钟?

  此外,每当女性和“性暴力”联系在一起时,很多人就会忘记她们是受害人,热衷给她们扣上“受害人有罪论”的帽子。这次也不例外,在韩国互联网平台上,甚至有网民发表“谁让她们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言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才会出现受害者忍气吞声的情形——因为她们知道,说出来不仅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还可能被污蔑。

  打击性犯罪,严惩性犯罪实施者,或许不难,但消除这种社会风气,非一日之功。

  (作者系韩国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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