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2020-03-26) 新闻来源:法治周末 
发刊日期:2020脛锚03脭脗26脠脮> > 总第43期 > 14 > 新闻内容

   
视觉中国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作者:何怀宏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尹超

  这个世界上,很难说人生而平等,但是可以肯定,死亡对每个人是平等的,因为没有谁能逃脱这人生的最后一关。诚然,人“终有一死”,而且很可能是“只此一生”。那么,该如何面对死亡,就成为人们沉思人生意义时的永恒话题。

  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曾给出这样的答案:“向死而生。”他说“死”和“亡”是两个不同的存在概念:“死”是指人从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而“亡”指的是亡故,是生理意义上的人走向死的过程的结束。简单讲就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

  何怀宏先生的《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这本书,就是以向死而生的残疾作家史铁生开始的。该书是作者近年间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文章选编。作者在书中以哲学的视角,审视史铁生、薛忆沩、梁鸿、韩寒及何怡等人的代表作品,感受时代变迁的脉络,触探各个时代生命存在的不同样态。该书的编排大致采取了一种按作者生年的时序,分为“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四个时段。

  强烈的历史意识

  作为“五零后”的史铁生,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但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他的写作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更像是史学,是个人的心灵经验史,也包括社会的激烈变迁史。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书写历史,还内在地进入历史,进入人们精神的历史。他进入历史的途径,就是同时把握社会与自我、时代与永恒的两端。其中,“时代”是“历史”中离我们最近的一段,而“永恒”则是“历史”向无垠的彼岸的无限延伸。这种向史而思的写作格调,平添了作品的哲学韵味。

  对于时代的反思,史铁生在《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中的故事至今发人深省。而对于永恒的追寻,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对“平等”的阐述耐人回味。

  他写道:“是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寻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或者,这永动的轮回使‘我’诞生。”是啊!平等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人类不仅对平等具有欲望,还会向往优秀和卓越,还会追求差别。这两种不同的欲望始终存在,甚至常常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平等对于人类就是一个困境。对此,现实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解决方法,也许只能从制度上确保一种基本权利的平等。但是,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在于我们如何向死而生、知死而活,让每一个生命具有各自具足的意义。

  同为“五零后”的莫言,同样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不同的是,莫言所描写的多是乡土历史,主要是下层小人物的历史,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民众苦难史。他的作品特别注意那些给生命造成了最大威胁和灾难的东西——战争、饥馑和连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特别关注普通中国人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

  应该说,其作品“不是以历史否定生命,而是从生命批判历史”。难得的是,在这些卑微的底层人物的生命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生命的光彩,看到人们对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对充满感情和精神意蕴生活的向往。

  正如何怀宏在书中所言,生命总会死亡,留下记忆或许就是试图抓住永恒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追求永恒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记忆一定会很痛苦,因为它首先是对过去苦难的记忆;是记住我们曾经如何努力地活下去和坚韧地熬过来,记住我们为了活着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然,记住不是为了单纯的记忆本身,而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后代也遭受同样或类似的境遇,避免他们也这样沉痛地活下去。也许,“我们只有努力记住过去,尤其是记住刚过去的百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开创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作为主体的觉醒

  在“六零后”的作家中,何怀宏对薛忆沩的作品着墨较多。在《遗弃》中,主人公对体制的反思,对时代的讥讽,甚至对这个世界的遗弃,无不反映了其作为主体的觉醒。

  其中关于死亡的思考,让他感觉世间的许多活动和竞争变得可笑。他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这个世界没有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所以,他试图遗弃这个世界。

  细究一下,我们会发现,这种遗弃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放弃和自我救赎?因为,从根本上讲,他放弃世界是为了赢得永恒,为了努力保持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的确如此,“如果不知道死亡的真正含义,也就看不到生命的真实含义”。这种独立而深沉的人生反省,应该称得上是“世纪末少年”的“意识觉醒”。

  对未来社会的期待,何怀宏表达了自己审慎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要把防止最坏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尤其对政治,无论是常态的政治体制还是非常态的革命政治,都不必期望太高。因为,即便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也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尽量消除苦难和冲突,根本不可能确保每个人的幸福。

  他重点要表达的是,从个体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对社会和政治抱有有限的期望,但对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不设界限;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做无限的期望和努力,只要不对他人和社会带来不利的后果。这就是说,在相对健全合理的制度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向内追求,追求自我的不断超越。

  梁鸿是“七零后”作家中的代表。从她“接地气的”作品中,何怀宏强烈感受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城乡巨变。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崛起,也表现在这个国家城乡之间的鲜明对照。

  这种变化和对照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这同一块土地上像是存在两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是发展速度和巍峨的建筑让世界发达地区都感到艳羡的“都市中国”,另一个则是仍然陷在泥泞乃至衰败中的“乡土中国”。很明显,如何让“乡土中国”和“都市中国”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应当是未来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是,不管这个“都市中国”如何发展,都不能忘记后面还有一个“乡土中国”。否则,“中国即便说是赢得了今天,也还有可能失去明天”。

  “他们与前辈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八零后”作家的代表则是韩寒和何怡。韩寒的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反映最深刻的恐怕也是人作为主体的觉醒。一般认为,这个世界是人们互为主体与客体的世界。而当我说要和这个世界“谈谈”的时候,我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脱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主体,我和世界成为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我不仅是行动者和介入者,还可能是旁观者和反省者。而且,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冷眼相看的时候,势必会追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也许,我们难以明确此世的目的地,但人生的过程却是可以把握的。因为,即便是“在路上”,也能让人感受到寻找心灵归属的希望。

  从何怡那里,或者说从整个“八零后”群体那里,何怀宏感触最深的应该是“他们与前辈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传统文学的写作目的和内容多是“以文载道”,即使所关注的思想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一特点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写作的社会氛围、方式和手段都开始大变,写作的目的和方式也趋于平等和多元化。人们开始更加看重生活,在意广泛而有趣的生活,而写作成为“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想见,在业余写作者各显神通的未来世界,重要的可能不再是表达什么,而是表达本身。其实,这种写作态度的转变,反映的不正是生命主体的凸显?谁又敢说这不是一种生命的救赎?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光景。但在每个时代的最深处,最值得凝神谛视的,恐怕还是这个时代生命的样态。我们书写时代,我们镌刻历史,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反思生命、善待生命,让现在的和未来的生命过得更值得。

  其实,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向死而生”,就是要人们用“倒计时”的方法,重视人生这个“向死”的过程,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时光,提高人生的质量和价值。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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