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生殖问题引发的诉讼
(2019-08-08) 新闻来源:法治周末 
发刊日期:2019脛锚08脭脗08脠脮> > 总第12期 > 07 > 新闻内容

  罗浏虎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博士生

  这是涉及人工生殖的骇人一幕。实际上,精子的获取问题俨然已经成了人工生殖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从其所引起的一起起诉讼中,看到了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

  “编号9623、IQ160、取得神经系统科学与历史方面的双学位、最佳的供精者之一……”这是一则关于精子捐赠者的背景信息的描述。对于加拿大的柯林斯夫妇这样寻求人工生殖辅助的人士而言,这是非常优质的捐赠者。未曾想,在7年之后,他们偶然在网上查询到了捐赠者的身份信息——“被定罪的重罪犯、大学辍学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震惊之余,他们十分气愤。

  这是涉及人工生殖的骇人一幕。实际上,精子的获取问题俨然已经成了人工生殖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从其所引起的一起起诉讼中,看到了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

  在精子捐赠者的隐私保护与试管婴儿的知情权之间,无疑是存在矛盾的。作为捐赠者,自然想隐匿自己的身份,不被外界打扰,而作为试管婴儿,却大都希望知道自己的生物学父亲是谁。然而,正是这种私密性导致有些医疗人员产生违法行为,最著名的莫过于荷兰生殖科医生授精案。

  扬·卡巴特医生在未经同意的情形下,多次以自己的精子谎称患者选定的他人精子来为患者实施人工授精。调查显示,约有60名孩子与其具有直接血缘关系。在卡巴特生前,有22人要求其进行DNA测试,以确定卡巴特与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这遭到了卡巴特的拒绝。在其死后,他的遗孀认为应尊重家族隐私,拒绝配合DNA测试。

  最后,法院判决将从卡巴特的牙刷等遗物中提取DNA进行比对。对于起诉者而言,有些人已经谅解了卡巴特的欺骗行为,但有些人仍旧耿耿于怀。

  在个案中,精子捐赠者的知情权比隐私权更值得保护。依照德国法,试管婴儿在16岁之后,才有权知晓其生父的身份信息。一对年龄分别为12岁、17岁的双胞胎姐妹便起诉,要求生育诊所披露其生父的信息。这里面牵扯着各方利益。诊所自然是搬出“客户隐私至上”的说辞,孩子的养父母担心孩子会嫌弃自己在生殖方面的无能,而捐精者家人担心这些孩子争夺遗产。

  最终,法院支持了这对双胞胎姐妹的“寻根请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到:“儿童在这方面的知情权不受最低年龄限制。”不过,法院认为,当事人父母需举证证明当事人确实请求获得生父的身份信息,并须考虑公布信息将给捐赠者的私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

  对精子捐赠者的信息进行匿名化的原因之一,正是捐赠者一般并不想与由此生育的孩子产生瓜葛。不过,现实中不乏从一开始就以父亲的角色来定位自己的捐赠者。在澳大利亚,一位捐赠者因为“用情极深”,还与受赠人陷入诉讼拉锯战。

  罗伯特·马森与一对女同性恋人是15年的密友。马森为其中的苏珊·帕森斯捐赠了精子,诞下一女,并在出生证上将马森登记为父亲。这对同性恋人还通过另外一个匿名捐赠者的帮助,生育了另外一个女儿。

  两位女儿都与帕森斯一起生活,女儿们平素都称呼马森爸爸,彼此感情很深。如此相安无事地过了好些年。后来,帕森斯决定将两位女儿迁居到新西兰,马森便向法院起诉确认其是孩子的父亲,禁止将孩子迁居国外。

  一审判决马森胜诉,二审判决其败诉。得知二审判决结果后,50多岁的马森不禁潸然泪下。“对于父亲而言,这是伤感的一天。”他说道。他批评法律对与其遭遇相似的人缺乏保护。所幸,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最后支持了马森的诉求。理由是,马森在这两位孩子的人生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自发尽心尽力的照顾孩子们。

  就精子在人工生殖中的获取而言,有一类极其特殊的情况——精子的主人是配偶,却已经离世。在一些国家,法律规定了精子银行等保存精子的最长期限,而在存放者去世后,精子银行便需销毁精子样本。有些国家索性不允许利用逝者的精子培育试管婴儿。凡此种种,肇致不少令人唏嘘的纠纷。

  在法国,玛丽亚娜·戈麦斯-图里就曾有过类似经历。戈麦斯-图里的意大利籍丈夫在30岁时就因为癌症撒手人寰。在开始化疗前,丈夫便将精子进行冷藏保存。在丈夫逝世后,戈麦斯-图里依然梦想怀上亡夫孩子的心愿。

  因为图里夫妇原本住在巴黎,所以本案适用法国法。问题在于,依据法国法,只有在当事人在世,且具有不孕不育的情形时才能进行人工授精。在存精人去世后,精子须被销毁。这迫使戈麦斯-图里一方面不得不加入“生育旅游”者的行列,前往西班牙等在人工生育方面限制较少的国家实施人工授精。另一方面,戈麦斯-图里无奈起诉至法院,要求将图里的精子带往西班牙。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尽管法有明文规定,然而图里夫妇的情形较为特殊,丈夫的英年早逝致使他们未能按计划生儿育女。医院也认为,如若反对图里女士将图里的精子带走,那政府的行为便是不当的干预。

  这一案件鼓舞了那些有类似境遇的人。一位女士从2009年开始便寻求司法救济,试图从精子银行获得其因病去世的丈夫存放的几个精子样本,以孕育后代。她誓言“生儿育女是我与丈夫的一生梦想,我将为这个孩子抗争到底”。不过,她还是等来了一纸败诉判决。

  除了法律上的障碍,她还面临着一道合同难题——其丈夫与精子银行所签订合同上注明,只有当其亲自前来,并授权同意,才能使用其精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精子银行的律师不无遗憾地说,“尽管这令人伤感,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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